回望60年前长安三杰“三足立鼎”，精品力作现身华艺国际北京春拍

5月23日,华艺国际联合云杪文化在西安再次举办学术研讨会,以此重新梳理与重塑长安画派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

研讨会以“长安三杰”为代表的长安画派的艺术成就和贡献为主线,邀请西安美术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程征,陕西省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张渝,收藏家、陕西收藏家协会会长乔连学,美术批评家吴克军,收藏家、长安画派研究专家路增远等一众专家学者畅谈长安画派的写生观、艺术启示以及与发源地西安的关系,研讨会由策展人、在艺科技及云杪文化创始人谢晓冬担任主持。

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经过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如今俨然成为艺术重镇;同时,西安作为长安画派的发源地,如今重回故里,以 60周年致敬西安,将长安画派与西安的故事娓娓道来,以期引发更多的艺术共振与情感共鸣。

“长安三杰”三足立鼎,撑起长安画派

谢晓冬:无论是艺术史的研究视野当中,还是在市场上面,大家对长安画派艺术史地位的认识,还是会存在问题。刚才讲了有本地经济环境的问题、鉴定的困难,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是还是对于艺术史地位的认知上面存在问题。很多古代大师的作品很难讲是真的,但仍旧在层层争议之下拍出天价,说明艺术史实际是作为观念史的,大家购买和认可的是他艺术史的地位。最终长安画派的定位也还是要放到新国画的历史中来看的。再请老师详细给我们展开一下,通常讲的“长安三杰”像石鲁先生、赵望云先生、何海霞先生,您是怎么看待他们三位各自具体的历史地位和贡献的。

程征:长安画派有“长安三杰”这个说法,三位画家各自支撑起一片天。

以赵望云来讲,他带到西安来的不仅仅是笔墨技巧、写生这些具体的问题,更多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思想怎么在国画中落实,他一辈子都在走这条路。

石鲁,本来姓冯,受鲁迅影响,又在艺术上崇尚石涛,于是改名“石鲁”。石涛代表了新文人传统,鲁迅则代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想,他力图把这两者综合起来。但在他的后半生这二者之间老是冲突,冲突在哪儿?是纯粹性艺术跟社会性观念之间的冲突,比如《转战陕北》、《东渡》都遇到一系列这样的问题,他不断在冲突当中平衡协调,到晚年的时候有人请他谈对中国画的看法。他认为:文人画是中国画的正宗,这跟“石·鲁”的含义就冲突了,说明他是不断地在调整。

还有何海霞,在西安这群画家里面,他代表了一个活的传统。

第二,从审美角度来看,他们三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刚才说赵望云的作品比较苦涩,像这次展出的1942年的《泛舟图》。他的审美形态在中国画发展史上是少见的,是一种农民式的、乡土气息的纯朴之美。

石鲁是才情型画家,有创造力,有开拓精神。赵望云也是开拓,但是石鲁的开拓是感发式的、激情式的。有人打比方,赵望云好像杜甫,石鲁好像李白,从审美风格上讲,是有这样的味道。

石鲁常常把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中的好多因素用到他的绘画创作里面。比如他的名作《转战陕北》,把延安宝塔山在陕北的形式转换成领袖在陕北高原的形式,一开始画千军万马,满地都是小稿子,最后变成主席一个人,后边跟着两个随从,几匹马。石鲁是用了比兴的手法。比就是比喻,中国古典诗词的手法,以彼物比此物也。“兴”不用说了,以此物引出彼物,由两三个人引出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让有限的画面变成无限。并且他还运用侧影、背影的姿势,反映出领袖的心胸和气度,同时也反映出石鲁这位画家的气概。

何海霞,最重要的不是50年代、60年代,那都是过渡期,最重要的是到了北京以后。王鲁湘先生说,何海霞晚年的作品有庙堂气概,宫廷里的皇家气概。

我同意他这一点:

    第一,他本身是满族贵族出身。

    第二,他在长安几十年,也是受到汉唐古都这种王者之气、西北壮阔之美的影响。

    第三,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又受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巨大气势或内在力量的影响。

这三者结合起来,加上他早期从宋画和吴门画派里面得到的传统底蕴,从此,看到的何海霞就是何海霞,已经与他的老师张大千远远地拉开了距离。

至此,赵望云、石鲁、何海霞三人像三条健足一样,如三足立鼎般把长安画派顶起来了。

张渝:程老师提到赵望云在战略上的意义被忽略了,战略上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当然我个人的理解是20世纪一百年中国绘画的发展,在上半叶的时候,我们的美术史家们总结出了三条道路:

    一条是传统延续型的,齐白石、黄宾虹路线;

    一条是从西方留学回来,徐悲鸿、蒋兆和路线,我们称为徐蒋体系;

    一条是偏重现代派的,吴大羽、林风眠、吴冠中这条路线。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绘画的发展是完全按照这三条道路来的。但是20世纪后半叶,在前三条道路继续发展延伸的时候,实际上又多了一条道路,就是赵望云的这条走向民间的写生之路。在这条道路上诞生的是“长安画派”。

实际上我们谈当下的创作,谈长安画派老一代画家的创作,从技法来说,现在可能有更多新的表现手法。但老先生们的写生是到民间去,他的阅历、他的经历是进入到他的生命之中,进入到他的身体里面去的,现在我们是游离。我们的一些写生之物进入不到我们的生命和身体里。我们只是在一种形式上玩花样,所以说形式看着很丰富、很多彩,但是感动人的东西反而恰恰少了。

赵望云的艺术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的质朴。古人说朴素而天下不能与之争美。他一下子在这方面达到了美学上的最高境界,但是在美学之上还有一个“善”,实际上“善”在美之上,尽善尽美。赵望云的作品最大的力量是什么?他生命中的慈悲、善良、温暖,很质朴的、很自然的展现出来、流露出来。

盛成先生比较了赵望云和齐白石,他说:“齐白石不爱摹古,画中有物,但是赵望云更进一步,画中有事儿。这个事,是事情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经常说事物事物,事在物前,赵望云是画中有事的画家,齐白石只是画中有物的画家。

我们一再谈低估,因为资本有时候发展逻辑和艺术史的发展逻辑不一样。它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地域空间有关系。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资本会是制约的因素,有时候资本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甚至包括技术也是。以前经常把技术仅仅当成一种辅助的工具,现在西方关于技术谱系的研究发现技术带有思想,可以牵引出思想。所以说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我相信关于长安画派、关于赵望云、关于何海霞、关于石鲁会越来越清晰。

同时,与国内其他画派比,长安画派的上升空间的确还是很大的,因为它被忽略了,但是从来没有被超越。我说的超越,不仅是资本意义上的超越,还有其是学术价值、学术制高点上没有被超越。

石鲁是气概成章的画家,是天才。在20世纪整个绘画史上,《转战陕北》这张作品可以说是压卷之作。在进入新世纪元旦那一天,《文艺报》发了一整版20世纪的绘画大师们的作品,林风眠、徐悲鸿都有。石鲁这张《转战陕北》在左上角,但是这个画气势太大了,整个版面压不住了,排版编辑可能也看到这一点,便在版面右下角布置了一枚红印章,类似压角章的作用。文无第一,但是把所有的大师作品放在一起以后,会发现石鲁作品的气势之大,堪比《春江花月夜》在《全唐诗》的地位:孤篇盖全唐。

何海霞先生在长安画派期间,他和赵望云、石鲁三个人互相影响。其实一个好的阵营、好的团队一定是互相生发、互相激励、砥砺相磨,意气风发地上去,长安画派是这样上去的。

我觉得长安画派在文化结构上真是最优组合,相互砥砺,相互激发。这个团队的爆发力,甚至经常让我想起初唐四杰,不过咱们是三杰。

谢晓冬:谈到资本对于艺术市场的影响,实际上到最后如果放长周期来看,最终是靠他自己内在的一个能量,包括石涛,说明真正有内在能量,最终会被历史看见,当然希望在这样一个时代传播发达的时代,希望这个时间段可以缩短一点,大师真正的贡献、历史贡献能够被更多的人更早的看到。第一轮发言吴老师谈到问题意识,长安画派几位大家都有非常鲜明的问题意识,这一次话题聊到了对于每位艺术大家一个具体的看法,您能否结合您刚才的发言给我们具体阐释阐释每位的问题意识或者是绘画语言上所达到的创新高度。

吴克军:首先关于那个时代的画家的艺术,我们更多谈的是一个审美的问题。就艺术史而言,谈长安画派的大师们的艺术创造,仅仅限于审美是不够的,当然从审美来说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格调,比如说像石鲁的奇崛之美,像赵望云的蕴藉之美,像何海霞的辉煌之美或者是庙堂之美,像方济众的平和、秀润之美,足以睥睨宇内,且自成一系,这是长安画派非常了不起的特点。一个在共同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社会意识下崛起的画派,在艺术认知、价值取向、表现方式上各擅其长,六位大师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风格面貌。可以提出一个学术判断,新金陵画派是共性大于个性的,而长安画派是个性大于共性的。

超越于审美之外,再谈本体性的问题,语言的问题,长安画派惠润新金陵画派极多。另外,长安画派的互学传统,其他画派也是没有的。在这样一种坚持个性又互相借鉴、互相融通的过程当中,广征博取而个性鲜明。比如石鲁先生,在他艺术创造的过程中一直在解决基于本体的各种矛盾,一个个地去突破它,甚至制造矛盾,就形态而言,石鲁先生是当时最为先锋的艺术家,他的艺术是实验性的;他的学术思想如“书法是中国造型艺术的根本”的认识在当时素描决定论的规定性中是颠覆性的。所以就学术而言,长安画派给我们的美术史研究留下了非常多的端口。

技术来源这一块,何海霞在长安画派中功夫是最好的,堪称百科全书。但何海霞充分地认识到技术与思想、理念的关系,相对于思想而言,技术是第二性的,是辅助性的手段。何海霞一直坚持认为石鲁是他的先生,这个中间又有很多可以研究的话题。像赵望云先生,就像一个老母亲一样,他的运化之功,他对于艺术的前瞻性的认识引领着一个方向,比如“写生即创作“,解决了写生像创作转化的学术难题。正确的认识加上正确的方法,积久为功,才能一步步地走上艺术的高峰,赵望云式的高峰不是异峰突起式,是垒起来的但无法超越。

过去对长安画派各大家的排序或界定有这样几种方式,如程征先生提出的三足立鼎是一种,还有1+1+4,或者是2+4,抑或是3+1+2,变换一种排列组合的模型,对于长安画派德理解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比如方济众,他作为一个晚辈,自然的排序是要靠后一些,但我觉得他是被忽视的一个。从理论角度来讲,如果说石鲁、赵望云提出来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话,还是建立在对象基础之上,我觉得方济众就把理论往前推了一步,或者说跳脱出来形成了基于他自己认识的新的理论,就是为什么人家画的是画,我们画的是生活?他超越于对象进入到艺术本身,我觉得长安画派到方济众,对艺术的认识不是固化的,是变化的,逐步深入的。

长安画派的市场问题,阐释起来非常复杂。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谈,在中国的书画销售史上,当代的艺术家地位和市场价格超越于前代是有先例的,像清代四王的价格在清代晚期和民国时期是超越于明四家的价格的。如果从存世量、从学脉传承等各个角度来说,明代应该高一点,但是清代艺术品的价格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明代要高得多,这都是有明确记载的。

长安画派价格的问题,当然是很复杂的经济学的问题,我们从地域经济发展来看,这是一个制约性的因素,但是不是最根本的因素。我觉得陕西人对于长安画派的收藏不是学术性收藏,是效益性收藏。效益性收藏和学术性收藏起点完全不一样。学术性的收藏是追究终极价值的;效益性收藏是追求短期利益的。所以说很难出现一个高价,比如说你今天拿出一件赵望云的画500万,我不会追求他卖到5000万那一天,1000万时我就出手了,所以很难出现像其他地域市场上的一种对于终极价值的追求。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

另外陕西的收藏方法论有问题,比如说他缺乏系统收藏,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需要太久的时间,在综合的作用之下,当然主要是在学术的推动之下,长安画派的价值能够被重新认识或者说是给他清晰的界定的时候,那么他的价值就会水涨船高。这是中国的学风问题,我们不太善于做这种横向的比较,因为横向的比较就存在伤害,学界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说的。比如我们真的去研究石鲁要比李可染要高明吗?这个事情在中国的环境中做不成,也没有意义。我主要是从问题的角度去看长安画派,长安画派本身也是个问题。

谢晓冬:吴老师说的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因为刚才讲到艺术市场确实是很复杂,有时候会存在阶段性的倒挂,但是放在长周期去看,很多事就能够顺过来。西方的艺术市场可能这种情况相对少一点,但只是因为西方市场比较成熟,它的学术体系、画廊体系、拍卖体系都是非常一体化,而且是越来越成为国际性的市场。

吴克军:我再补充一句:从西方艺术市场和发展来看,当初被批判、被否定,被辱骂的一些艺术家或者是艺术流派,最后都成为中流砥柱了,比如文艺复兴之后的样式主义艺术,比如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比如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艺术,再比如像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最初都是被严重质疑甚至否定的,最后都成为艺术史的中坚,长安画派我相信也会有这一天。

谢晓冬:我们希望这一天早点儿到来。

程征:某一位或者是某几位画家某一时期的市场上非常见好,是由于这个时期的各种有利因素,比如说曝光率,研究的透彻,或者是大家集中炒作等等因素。过一段时间,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画家,这些都在不断变化当中,但是比较恒定的因素是他在艺术史上的学术地位。

谢晓冬:最终我们都是根据坐标系去评定价值,只是坐标系的认知是动态的,站在短周期很多事情会形成干扰,站在长周期很多事情变得重要,有一些事情变得不重要,有很多东西凸显出来,很多东西浮下去,学术研究如此,收藏也是如此。

路增远:收藏长安画派是出于学术考虑还是出于本地地域上的影响?其实乡贤情结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好象最早的时候你看全国的运动会,只要是陕西的代表队不管是什么项目都希望你家乡的这支队伍赢;看到国际赛事的时候,只要是中国队不管是什么项目,你内心总想中国的队伍赢,这是本能的一种回归,我们称之为乡贤情结。但是在拍卖会上看到陕西名头的时候太少了,所以那种亲切感是特别的强烈。

从市场角度来分析,“三足立鼎”这个说法是最有道理的。先说石鲁,石鲁应该是品牌最好的,用市场语言来讲,第一影响力大;第二又有传奇故事,包括出身于地主家庭,怎么翻秦岭徒步到延安,怎么改名为石鲁;再加上后来他又是新政府的文化官员,政治地位非常高,所以他具备了一个大品牌的所有因素。但是就像刚才谈到的:

    第一没有权威鉴定意见;

    第二假画泛滥;

    第三家属的不慎重表态。

所以这个是制约了,尽管他有很好的品牌,有很强劲的市场需求,但是没有很好的价值呈现,市场表现。

再说赵望云先生,很有意思的现象,他是在这三位里艺术上是开花散叶最强的,但是在市场上,他所有的枝枝杈杈却都超过了他。比如说他直接的三个弟子:黄胄、方济众、徐庶之。后来的石齐、史国良,包括他的儿子赵振川,在市场上好像都比他要热闹。

再说回何海霞,他学的是传统绘画,根植宋元这一套,严格地讲和真正当时的主流传统是格格不入的。一定要画插秧的人、挥锄头的人、劳动的人,这恰恰是何海霞先生的短版。他好就好在晚年80年代回到北京,有了井喷式的创作。当时北京在他同年龄、同时代的画家中没有人能画大画,何海霞可以;没有人能画青绿,何海霞可以;没有人能画青绿金碧带勾线的,何海霞可以。所以大概在80年代中后期,像民族饭店,京西宾馆、钓鱼台国宾馆,他画了大量的大画。

如果没有后面艺术的井喷,他艺术成就不会那么大,在市场上的粉丝不可能那么众多。因为陕西人认为他是陕西画家,陕西粉丝群有了;到了北京,北京人顽固地认为这是我们老北京满族后裔,北京粉丝又有了;同时他又是张大千弟子,大风堂收藏门类的粉丝又有了,所以他这三位里是粉丝群最众多的,市场表现最好的应该也是他。

程征:何海霞晚年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在北京的一些重要场合画了许多大画,那时候能画大画的人非常少。乃至造成一个时期,北京重要的会议厅、宾馆,没有何海霞的大画就是一个缺憾。

乔连学:这三个人中,石鲁的思想性最强,绘画的哲理性也是最强的。《转战陕北》确实没有几个人,兵都在心中,气势很大;《东方欲晓》就一个窑洞、一个窗户,陕北姑娘一个大辫子,连个脸都没有,他的画就是思想性强。他对绘画的认识从根上认识的很清楚。

何海霞的大画确实好,他的徒弟大画也都画得好,徐义生、万鼎大画也确实画得好,确实也带出来一些好徒弟。

方济众的画好,甜美,像王维的诗一样,让人看着很舒服,田园诗。他有一幅《荷塘月色》挂在家里,永远看着就舒服。

程征:方济众和康师尧不应该被忽略,方济众虽然自嘲“方小块”,他懂得自己,艺术家最难的不是懂别人而是懂自己。他的一幅画就这么大一点,各种要素全具备了,再添就多了。因为他讲究每一笔的微妙变化,这一点他向新金陵画派的画家认真学习过。所以他的画风比较温厚同时又比较灵秀,二者具备。

康师尧在改革开放以后办过班,讲汉代艺术、唐代艺术,汉唐雄风,讲中国的京剧,那是非常有情怀的。可是他画起画来仍然是非常灵秀的工笔,这也是懂艺术、懂自己。虽然整体长安画派是那种风格,但实际上他来自长江流域,属于江南灵秀派,他不会改变自己。所以这两位先生是真行家,也都是大画家。

方济众到晚年的时候讲,“为什么别人画的画是画,我的画是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思,他开始要变了,可惜老天没有给他时间,如果他活到现在,他怎么变化我们不知道。但后来他的学生像崔振宽在实践他这个问题,开始强调笔墨自身的审美价值,不是再现生活本身,而是强调艺术本体的东西。

这一代画家里面,王子武在全国有一种属于他自身的独立性的价值。因为王子武是西安美院出来的,他的素描是建校以来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同时他的书法笔墨功底也非常深厚。

当时社会面对“中西合璧”所带来的新的难题,即素描与笔墨的冲突问题。引进西方素描,固然可以强化人物造型,但是只用毛笔在宣纸上画人物素描,就会失去传统本身的文化内涵。在王子武之前的那几位大家基本属于这个阶段。怎么把这两者合一?我打个比方,有点儿像把京剧和意大利歌剧变成一个东西;把经络跟基因变成一个东西;两种文化合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大难题。但是我们的人物画家力图突破这个问题。

比如北京的徐悲鸿、蒋兆和,东北鲁美许勇、王盛烈,西安美院的刘文西都力图要解决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用水墨去画素描,后来又有北京的卢沉、周思聪,新浙派画家李震坚、方增先、吴山明、刘国辉等也是力图解决这个问题。

王子武先生在这方面有突破性贡献,你看他画的人物,如此看是扎实的素描,如彼看是地道的笔墨,他把两者很好的合为一体。所以王子武是了不起的。

回望长安画派,探讨它的当下启发

谢晓冬:谢谢几位嘉宾从宏观到各个艺术大家的造诣,给我们做了全面深入的梳理。因为时间关系,最后请各位谈点希望和寄语,以“长安画派六十周年”特展为契机,在六十年之后回望长安画派,还有哪些工作应该重点去做或者希望当今画坛应该怎么去借鉴长安画派的精神遗产?

程征:长安画派是地域性画派,它不仅仅属于长安,更属于全国以及这整个时代。但是现在还有很大一块没有被认知,这也是它学术上和市场上的潜力所在。

张渝:脱离了中国绘画史发展的关于长安画派的研究与评论等于零。

吴军克:我希望对于长安画派的学术研究要泛化。“泛化”就是不要仅仅局限于他的发展史,他的审美,应该把这个研究的面向扩大、再扩大。

路增远:真的是倏忽间就六十周年了。如果没有这次你们来西安办展,我都不会有六十周年这个概念,怎么会这样呢?因为没有人提他,由此就能看到从政府到学术机构,到真正的学者个人,没有人认真地去关注长安画派。按说这应该是政府方面的文化厅、美协、画院之类的考虑做的。但该发声的没有发声,该关注的没有关注。你说他怎么会被低估、被冷落、被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道理就在这儿。真正想对长安画派能够公正的评价和公正的研究,再过一个甲子吧。下个六十年,我们都不在了,让那些跟这些没任何关系的人才能够客观、公正地去研究。

乔连学:感谢六十周年,我刚才跟你的体会一样,觉得特别惭愧,作为一个西安人,确实应该做点儿什么,拿出来一些东西,还有手札,办个展览,我们是应该做点儿事。

谢晓冬:这么说我们这次活动还是来对了。跟各位先生的讨论,感受到了大家对于我们文化、对于我们这些前辈艺术家们对中国画史所做贡献的深深的认同感,这可能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不管短期有什么样的困难,但是我相信时间会给他们公正的回应和评价。

再一次感谢各位老师的莅临,谢谢各位的真知灼见,期待大家多多的发表这样的意见,让长安画派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尤其是收藏界更多的认可,我相信更多的市场介入会推动全社会方方面面来关注长安画派,推广长安画派。

今天学术沙龙活动到此结束,谢谢现场的各位朋友,再一次向各位表示感谢。